1991年，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275号主张人民违反法律上义务而应受行政处罚之行为，法律无特别规定时，虽不以故意为必要，仍须以过失为其责任条件，故改采责任主义。
关键词: 应受行政处罚行为 犯罪论体系 构成要件该当性 违法性 有责性 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之构成是行政处罚研究的核心问题，是适用行政处罚的前提，是行政诉讼中行政处罚行为合法性审查的重要标准之一。责任主义认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应当是有主观过错的行为。
法益系统合性概念，即为法所保护的利益。只是质量区别说之下，德国违反秩序行为之构成仍参照犯罪论体系，其原因有待进一步厘清。洪家殷：《论行政秩序罚之概念及其与刑罚之界限》，载《东吴法律学报》1996年第2期，第20-22页。即使因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原因并未对法益造成侵害或者所造成的损害可接受，相对人也难免处罚。第二，法益保护原则与比例原则存在重合与相通之处。
[8]以上解读不无争议，却为从一般语境探讨犯罪论体系对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构成的可参照性提供了线索。此外，若不考虑主观要件，行政处罚的基本目的尚无法实现，谈何效率。从目前的实践来看，也是可行的。
一些前华约国家成立了议会委员会来具体负责，比如1965年罗马尼亚的宪法委员会、1984年匈牙利的宪法理事会等。相比涉及特定人、特定事的个案事实，立法事实的普遍性和一般性要高，因此在事实的认定和证据的品质上都有别于普通诉讼。法国之所以修宪增加具体审查，因为在法国，普通公民无权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合宪性审查的申请，这甚至被称为法兰西例外。所谓宪法案件通常就是指合宪性审查（还包括德国式的宪法诉愿），而法律案件则以普通的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为主。
一般来说，在美国，联邦法律的合宪性推定强度往往高于州法律，同一州的法律也会因为系争对象是违反正当程序条款还是违反州际贸易条款而有不同程度的合宪性推定。也就是说，如果普通法院对确实违宪的立法进行合宪性解释而不提起合宪性审查，在缺乏相应补救制度的情况下，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这场论战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个合适的合宪性审查机关的选择（凯尔森认为是宪法法院，施米特认为是总统），还涉及到合宪性审查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合宪性审查的性质到底是法律还是政治。第二层主要审查国家是否对落入该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行为进行了干预，包括是否存在本国国家机关的行为、基本权利是否存在事实上的损害或者受到威胁、该损害或威胁是否可归责于本国国家机关的行为。备案审查将立法备案制度与合宪性审查制度相结合，从而可以让审查机关及时了解下位法的制定情况并展开审查。如果说合宪性审查机关与普通法院在宪法解释上的竞争是良性竞争的话，那么在法律解释上的竞争就可以说是恶性竞争了。
施米特认为合宪性审查本身带有政治性，所以将政治性的合宪性审查权交给司法机关来行使，会导致司法的政治化，会破坏法律与政治的界限。对立法是否符合平等保护进行合宪性审查时，德国法通常采取两步骤法，即第一步审查是否存在不同对待，第二步审查对于上述不同对待能否在宪法上予以正当化。第三步审查立法能否满足审查基准的要求，此时法院要评估区分的目的和区别对待的手段之间的关联性。另一方面，事后审查中，中国发展出了颇具特色的备案审查制度。
根据学者的研究，受理技术不仅可以减轻诉累，还可以让法院选择良好的受理时机，尤其是一些社会争议性比较大的案件。对于宪法诉愿，由于案件量巨大（每年约6000件），德国法更是设计了两套程序来过滤：第一套是接受程序，是在程序合法性与实体理由具备之前的预审程序。
理论上讲，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届别和事先审查得以解决。二是通过审查立法不作为来弥补立法空白。
在欧洲大陆之外，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发展则是与去殖民化和宪法重建的进程同步，比如印度、日本、加纳、尼日利亚、肯尼亚。尽管在我国宪法和法律中早已存在合宪性审查的制度，但合宪性审查作为一个概念明确提出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是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制度性组成部分。但反过来，无论是欧洲大陆式还是法国式，之所以在普通法院外设立宪法法院或者宪法委员会，本质上是将合宪性审查权视为一种独立于司法权之外的权力，这种权力的性质是对政治权力进行控制，因此，更加凸显合宪性审查的政治属性。组织—人事的民主正当性是指某项国家权力必须持续不断地回溯到人民，从而形成一种正当性链条。目前采纳这一模式的国家有英国及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受英国影响较大的国家，且都有强烈的议会主权倾向。此外，关于合宪性审查制度的起源，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它与联邦制之间的关联，早期建立合宪性审查的国家几乎都是普通法系的联邦制国家。
反之，如果立法被推定违宪，那么立法机关就要承担更大的举证责任，该立法被否定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即使是遭受最多质疑的美国式的合宪性审查仍然符合了民主正当性要求中的两个，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该制度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立法不作为包括绝对不作为和相对不作为，前者是缺乏任何立法规定，也被称为立法机关的沉默。一般调卷的原因包括：两个或者多个联邦巡回法院对某一联邦法律的解释冲突、下级法院的判决与联邦最高法院对法的理解明显不一致、下级法院的判决与联邦最高法院正在作的判决不一致、联邦总检察长要求审查等等。
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收到的6344个案子中只有115件得到了判决，占比1.8%。施米特认为合宪性审查的本质是确定宪法和法律的内容，因此不是一个司法的涵摄适用过程。
如果权利不是基本的，政府只需要出示一个合法的目的。而众所周知，立法在形式上是经过了议员或者代表过一定比例多数同意的产物，而议员或者代表又是民主选举的产物，对外代表民意。相反，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法官是由联邦众议院和参议院各选举一半，也符合了组织—制度上的民主性。因为在上述国家，合宪性审查机关虽然不垄断宪法解释权，但它是宪法解释中一锤定音的，所以当普通法院的宪法解释与合宪性审查机关的宪法解释不一致时，它有责任统一之。
但多数学者似乎对此避而不谈，难怪有学者说，反多数难题之所以能够在美国长期存在，可能的原因就是学者们对何谓民主尚无定论。如果说受理技术的核心是防止滥诉，那么，审查技术的核心就是保证审查结果的正确性。
当然，由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经常采取调卷令的方式来决定是否受理某一案件，发出调卷令的前提是经九位大法官中的至少四位同意。就此而言，美国式的司法审查仍然是符合组织—人事的民主正当性的，因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通过，而总统和参议院均是民选产生的。
比如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收到的7828个案子中只有90件得到了受理，占比1.1%。具体又分为：宪法法院型，有5个国家。
因为只要是法院提起具体审查，法院势必会承担过滤功能，即相当于法院控制了合宪性审查的案源。同时为了减轻宪法法院的负担，一些欧洲国家，比如德国、西班牙，要求普通法院尽可能地解释法律以维护其效力，也就是说，只要有尽可能地将涉嫌违宪的法律解释为合宪，就不需要提交到宪法法院。比如意大利宪法法院曾经宣布《刑事诉讼法典》第303条只有在某种正确解释的情况下才是合宪的，而最高法院质疑这种解释的正确性并且拒绝遵守，理由就是：宪法法院对法律的解释没有普遍约束力，因为这不同于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这种普通法传统虽然被英国的议会主权思想所压制，但却被早期的美国所继承，法官逐渐成为高级法的守护者。
但是最高法院通过审级制度可以统一下级法院的审查结论。当然，与侧重保障人权的宪法法院相比，宪法委员会更加侧重维护分权体制，尤其是横向分权（比如立法与行政的分权），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早期合宪性审查制度侧重维护纵向分权的提升。
第二套才是传统的受理技术，即审查程序的合法性，亦即该案有没有必要进行实体理由具备性的审查。高等法院或者它们的专门法庭模式，设立的国家有21个。
在这种政体中，立法与行政是合作关系，并且由于内阁成员由议员兼任，所以议会中的多数党既掌握立法权也掌握行政权。第三步审查政府侵犯基本权利是否有充分的理由。